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多以商业繁盛而名世，其在经济发展征程中摸索、开创的“温州模式”更是誉满中外。其实，论及历史积淀和后世影响，温州悠久璀璨的地域文化大有不遑多让之势。早在1991年，温州便已成为浙江省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时至2016年，又再次跻身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行列。然而，温州自东瓯国以来跨越2000多年的空间历史和文化肌理在外宣上仍需高效发力，以切实助推温州在“全观化”时代赢得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资本和品牌先机。20世纪末全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迎来了“空间转向”，“空间性”问题也藉此备受学界关注。得益于2022年杭州亚运场馆部署之需，温州将有幸承办足球和龙舟比赛。有鉴于此，温州在迎接亚运赛事和争创“东亚文化之都”的同时，更应不失时机地对外播撒自身地域文化，以期最大程度地提振历史空间的古意、接续城市发展的脉络、重塑文化遗存的价值，进而让世人从时间与空间、生活与历史、语言与场所等领域来全面体悟温州特有的文化灵韵。

二．空间人文学视阈中的温州地域文化

空间不是抽象的概念,它往往与物质、场所之间存在着动态的权变关系，有时更会生发出极具话语张力的情感体验和意义关联。诚如Massey所述，空间是“在所有地理范围内社会相互关系的同生共存。”Foucault曾对中世纪以来西方世界的“空间”概念进行了知识考古，并提出了“异质空间”一说，进而赋予空间更具想象力和更具重要性的意义流转。Soja则在认同Foucault思想的基础上抛出了“第三空间”概念。可以说，这是一种时间与空间、历史与未来的交融状态，一种穿越真实与想象、中心与边缘的心之旅程。

（一）历史空间和“山水斗城”

当下，在城市更新美学的指引下，温州的历史遗存渐趋式微，但通过遗址、方志、谱牒、图像、碑刻、口述等一众文化载体的碎片拼图，世人依然能够感受温州这座“山水古城”在空间布局上的象征连续性，同时历经植入记忆的熏沐人们也不难逐渐重构出温州历史空间的话语意义，进而让其成为桥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纽带。

温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空间意象发轫于晋人郭璞建城之际。明弘治《温州府志》有载：“郭璞初谋城于江北。取土称之，江北土轻。乃过江，登西北一峰见数峰错立，状如北斗，故名斗城，内侧联络海坛、华盖、积谷、松台、郭公山如斗魁，而华盖山锁斗口；外则接凑吉、黄土、仁山、灵官如斗柄，而灵官又为辅星，以像天之北斗。”正是在这种传统堪舆学的系统规划下，“连九斗之山、通五行之水、凿二十八井”的古城格局赫然成形并经久不变。温州也藉此营造出了“倚江、负山、通水”的景观风貌以及“三十六坊、七十二巷”的城阙空间。上述景观和坊巷又构成了Kevin Lynch在其《城市意象》一书中所归纳的城市空间五要素,也即道路、边沿、区域、结点和标志。彼时坊巷之间街区方正、河网密布、人声鼎沸，礼乐诗教、市井生活、家国意识、民间信仰、经世致用、重商逐利等一众文化类像在上述场域里交错叠加，进而型塑了温州的城市地标和精神个性。恰如南北朝文学家丘迟在其《永嘉郡教》里所述，“控山带海，利兼水陆，东南之沃壤，一都之巨会。”北宋温州知州杨蟠在其《咏永嘉》一诗中则赞叹温州“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南宋思想家叶适在其《西山》和《橘枝词三首记永嘉风土》等诗中也多有生动刻画温州历史空间的名句，诸如“对面吴桥港，西山第一家。有林皆橘树，无水不荷花”。

可以说，温州的历史空间正是经由人与地方的联结而形成了独具文化意义的传承网络，并作为一个整体“将人们的经验和期待具体化，地方不仅在更大的空间范畴框架中解释事实，更为重要的是从赋予地方以意义的人的角度出发理解现实，使现实澄明化”。在这一澄明化的过程中，语言对地方的营造起到了“关键作用”，“文字具有能赋予地方以生命力的独特力量”。在人与空间的意义连接中，语言以一种“叙事-描述的路径展开对地方在不同场景中的多样建构”。除却诗歌、词曲、游记、碑文等文学艺术层面的语言载体，厚重可信的方志更是以述而不作的方式将围绕温州的记忆碎片贯穿起来，进而以情节化的叙事方式铸就温州历史空间的存在感和在地性。温州方志编纂始自南北朝，迄今存世的郡、州、府级方志多达12部，个中形态经历了“图经”至“方志”的完整演变。《永嘉郡记》可谓温州最早的地方志书，载有彼时温州较多的山川形势、物产民俗、人物典故等。从隋、唐官修志书制度化后，温州的志书则以“图经”形式出现。唐人方干《送永嘉王令之任》一诗中的开篇语曾写道“虽展县图如到县”，字里行间《永嘉图经》悄然呈现。南宋以降，方志编纂渐成风尚，《永嘉志》、《永嘉谱》、《永宁编》、《温州路志》、《东瓯志》、（弘治）《温州府志》、(嘉靖)《温州府志》、(万历)《温州府志》、(康熙）《温州府志》、（乾隆）《温州府志》等重要志书相继问世，并以“层累”的方式对温州的历史空间进行展示、描绘和叙述，进而实现了对地方文化意义的建构。

（二）人文空间和“东瓯名镇”

人文空间总是在建造场所的过程中得以生成。因自身复杂而多元的属性，场所又往往通过物质、想象和体验的交融来实现社会价值。可以说，场所承载着文化记忆以及在该场所生活或逗留过的群体对上述文化记忆的情感痕迹。在温州漫长的发展脉络中，习俗、文献、碑文、家谱、照片、杂记、景观、建筑、文物、工艺、礼仪、节庆等载体构成了世人对温州的文化记忆。在对外交往日趋频繁的今天，文化记忆可望变身为一类遗产资源，一套可被反复使用的文本系统、意象符号和仪式规范。文化记忆的激活则可以创造性地铸就温州在遗产层面的在地形象、乡土情结、地域民俗和人文景观。Rodney Harrison曾对遗产作过如下定义：“遗产指的是可以从上一代传给下一代的东西，是可以被保存与继承的东西，是具有历史或文化价值的东西。因此，遗产可以被理解为物理性的‘物件’，或能够被拥有或传承的一个地方。除了这些物理性的遗产物件和遗产地方，还包括那些可以保存或传承的遗产实践。”历经沧海桑田和渊薮流变，温州留下了极具地方个性的不可移动物质遗产、可移动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进而勾勒出温州作为“东瓯名镇”的人文空间。

位于温州市区华盖山西麓的东瓯王庙，作为人文溯源规制最大的一处遗址，承载着温州地域文明首次入记正史的闪耀瞬间。《史记·东越列传》曾载“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揺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清人梁章钜在《浪迹续谈》中也曾写道：“温州旧迹，以东瓯王庙为最先，犹吾闽之祀无诸也”。鉴此，东瓯王驺摇被尊为温州人文始祖的渊薮理据赫然在目。温州东瓯王庙历史悠久、分布广泛、遗存众多，各地更是形成了拥抬东瓯王像巡游街市、祛灾祈福等民俗活动。此外，温州水网纵横，自唐宋起便已形成龙舟竞渡的传统，每逢端午更会呈现“千帆竞渡、万人空巷”的壮阔景象。宋诗“西湖宴赏争标日，多少珠帘不下钩”描写的就是昔时温州会昌湖龙舟竞渡姑娘们掀帘争看的盛况，恰如南宋祝穆编撰之《方舆胜览》所载：“温州俗少争讼，尚歌舞，俗喜竞渡。旧俗以端午日竞渡会昌湖。”众所周知，2010年划龙舟在广州亚运会上首次成为正式比赛项目，2012年温州被国家体育总局评为“中国龙舟名城”，2020年9月温州市瓯海区又获“中国龙舟文化之乡”称号，故而温州正可假借2022年承办亚运龙舟赛之契机大力宣传这一地域民俗。其实，龙舟竞渡的背后正是温州历史悠久的塘河文化，也正是塘河文化深厚的人文积淀催生了中国首个城市记忆夜游项目“塘河夜画”，该项目已于2021年1月入选浙江省首批文旅IP库。此外，塘河文化又与山水诗一脉相承，山水诗鼻祖谢灵运昔守永嘉郡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传世名篇，温州也藉此首次名载中国文学史，进而成为中国山水诗的发祥地。“瓯江山水诗之路”现已成为浙江省人民政府规划建设的4条诗路文化带之一，沿途不乏雁荡山、楠溪江等著名自然人文景观 。再者，史上塘河两岸喧嚣的市井生活又激发了绚烂的哲学文化、曲艺文化、信仰文化、节庆文化和民俗文化，今日“永嘉学派”的“经世致用、义利并举”思想已然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支撑、温州“南戏故里”的人文标签备受全球学界瞩目、印证民间陈十四信仰的《娘娘词》在浙南大地广为传唱、源远流长的端午龙舟大赛频上央视、始于清初的春祈民俗“拦街福”更是入列浙江非遗名录。

（三）海洋空间和“海丝节点”

《山海经》所载“瓯居海中”可谓是对温州滨海地貌的最早记录。远古温州一片汪洋，历经沧桑一众浅海小岛渐次构成了大陆雏形，东瓯先民散居其上繁衍生息、弦歌不辍。昔时对海上交通的过度依赖让民众生活烙上了深深的亲海属性，而亲海属性则又促使东瓯百姓因地制宜地开始经略海洋之路。古时东瓯的海洋经略在表征上呈现出“特定性”与“界定性”，因为它能够迅速对本区域的政治运作、经济发展等作出界定和识别，从而进行一个权力等级的“再生产”。作为一类话语连续体，其在突出实验特征的表象下，相继勾画出三类直指：时间直指，空间直指和主体直指。时间直指，意即海洋经略首先要满足先民是时出行等生活需求，故而造船、航运以及海上贸易等行业便得以蓬勃发展；空间直指，表明先民在满足生活需求后急欲进行海洋探险，并竭力开拓自身的活动疆域；主体直指，则强调所有的直指都有“生存”这一共同的主体核心。

唐欧阳询在其所纂之《艺文类聚》一书中曾留有“周成王时，于越献舟”的记载，可见周朝和春秋时期越地先民已然掌握较高的造船技艺，战国时期东瓯故地则已初具港口形制。进入东瓯国时期，海上交通得到了较大发展。时至三国，温州一带隶属东吴，境内设有东吴江南三大造船基地之一的横屿船屯。自晋以降，温州的造船技艺渐趋臻熟，个中经历了“刳木为舟”、民船、商船、漕船、战船、游船以及使船的规制演变。尤值一提的是，我国古时不少著名战例中也多有温州制造的战船踪影，诸如三国赤壁之战、唐时东征高丽、明时东南抗倭等。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温州的造船业更是跃居全国前列。南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温州设立市舶司，继而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在漆器、瓷器、丝绸等物品的对外贸易中，温州一时成了与宁波、广州、泉州等齐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城内日本、高丽、交趾、暹罗、波斯等地商人商船出入频繁。元时大规模的使团出访俨然成为常态，明时囿于“海禁”政策，温州的海洋经略之路则稍显落寞。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诏开海禁，温州港又迎来了一丝发展生机。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清廷下令除却广州以外的所有港口都实施“闭关政策”，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温州港一直处于封闭状态。随着1876年《烟台条约》的签订，温州则又被迫开辟为通商口岸。抗战时期，温州港曾出现过短暂的畸形繁荣。直至今日，温州海域面积已高达8649平方公里，温州港也已获得飞跃性发展，现有生产性泊位共206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泊位20个，最大靠泊能力10万吨级。

可以说，温州海洋空间的历时拓展型塑了温州地域文化中人际协作并进的传统惯习，温州海洋经略的世代沿袭奠定了温州发展蓝色经济的现实基础，温州“海丝节点”的历史定位则更是赋予温州跨越时空的社会美誉。此外，因海而建的物质遗存和因海而生的民俗传承也为温州海洋空间的建构增添了历史韵味和想象载体。温州市区江心屿的东西双塔是亚洲建造时间最早且具灯塔功能的建筑，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唯一得以完整保存至今的古航标典范。盛行于温州市洞头区的妈祖祭典则印证了海洋空间的流动特性和闽越两地的民风关联。晋人周凯下海除蛟、平息水患的民间传说又给温州原本繁复的民间信仰增添了“平水圣王”这一崇祀习俗。总之，正是海洋空间的无尽拓展赋予温州地域文化以海纳百川、兼容共融的属性质感。

（四）他者空间和“著名侨乡”

Lefebvre在其《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曾把空间概括为三个维度：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再现性空间。在Lefebvre看来，“空间不是通常的几何学与传统地理学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实践性建构过程；不是一个同质性的抽象逻辑结构，也不是既定的先验的资本的统治秩序，而是一个动态的矛盾的异质性实践过程。”有鉴于此，温州作为“著名侨乡”的形象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广大温籍侨胞在他者空间里的文化涵化及其返归故里时的文化濡化。

目前，温州共有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同胞68.84万、归侨侨眷50万人，分布在131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350多个海外温籍侨团，其中38万集聚于“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在经商创业的同时还不忘文化融合，并藉此催生了较为完善的营销网、信息网、资金网和乡情网。温州经济“侨”特色明显，共有涉侨企业3000余家，全市外贸出口额的80%是直接或间接通过华侨和涉侨企业实现的。意大利普拉托俨然一座“温州城”，在此谋生的温州人以务实、勤劳、抱团、敏锐的群体形象赢得了侨居国民众的尊重，并藉此创造了国际移民史上的奇迹。温州大学意大利分校的设立则开创了中国高校在意跨境办学的先河，同时也映射出温州人“求学问是，敢为人先”的学脉因子。巴黎第三区，纽约第二十五大道，圣保罗、马德里、布达佩斯以及迪拜等地的中国商城，无不闪耀着温州老板忙碌的身影。美剧《盲点》中有个桥段曾将温州话称之为“恶魔之语”，此类情节设计在表象上是想传达温州话的晦涩难懂，但在深层结构上观照的却是温州人商行四海的现实。

温州之所以成为著名侨乡有其特定的社会内因。东瓯故地山多地少，陆路交通不便，但其临水滨海地貌却为出行提供了极大便利。温州自唐时起便与日本、新罗（今朝鲜半岛）等地建立了固定航线。北宋咸平元年（公元998年），温州人周伫随商船至高丽（今朝鲜），高丽王穆宗授以官，久掌制诰，官至礼部尚书。南宋淳祐年间（1241-1252），温州人王德用和王德明兄弟两人赴交趾（今越南）经商，交趾国王“以德用才艺而敏，给厚礼留之，谴乃兄回”，德用遂侨居交趾。南宋洪迈《夷坚志》曾载“温州巨商张愿，世为海贾，往来数十年。”南宋周密《癸辛杂识》亦载“永嘉蔡起莘，尝为海上市舶”而致富。及至元代，温州作为对外开放的七大港口之一，其瓷器、漆器等商品已远销日韩东南亚等地。跨境商贸的繁荣也吸引了不少外国商船来温开展贸易活动，昔时温州城北沿江一带“大石堤延袤数千尺”，建有“以俟官舸”和“以达商舟”两类码头以供官商船只停泊。南宋淳熙五年（1178），温州人周去非著成《岭外代答》一书，书中国外部分的记载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往来于温州港的中外商人的口述交谈。元成宗元贞元年(1296年)，温州人周达观曾奉命随使团前往真腊(今柬埔寨)，后著有《真腊风土记》一书。书中描述了当时居住于真腊、被称为“唐人”的海外华人的相关状况。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入人心的今天，《真腊风土记》已被公认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纪行文献，其多语种外译也已引起世界性关注。Habermas认为，“语言和文化是生活世界的基本因素。”可以说，除却语言文字记载，文化的吸纳和交融更能印证温州地域文明对外交往的空间意义，享誉亚洲的石棚文化便是个中范例。石棚墓约于1600年前率先出现在浙南温州，200年后从浙南传到辽东半岛与九州；大约500年前，又从辽东半岛传到朝鲜半岛。但在外传过程中，名字则由温州的石棚演绎为朝鲜的支石或撑石，以及日本的支石。当前，温州作为中国华商华侨综合发展先行区，必将以自身资源优势深谋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进而贡献全球华商华侨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温州经验”和“温州方案”。

三．基于亚运契机的温州地域文化外宣策略

值此承办亚运重大赛事以及争创“东亚文化之都”之际，温州理应摆脱世人的认知桎梏，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全面盘活各类空间，并通过语言、遗产、传统、艺术、创意等载体，进而借助固有场所和虚拟网络等平台，在数字化革命的汹涌浪潮中寻求“出圈”、“出新”的外宣之策。具体而言，方法有三：

（一）技术赋能与城市IP打造

深入挖掘温州地域文化中格调高雅、保存完整且具“唯一性”的符号要素，积极打造传统和现代兼顾的温州城市IP，进而促使广大受众对温州地域文化达成丰满全面的价值共识。此外，广泛吸收数字化革命的最新技术成果，假借微博、抖音、VR等因应新时代社会交往需求的传播载体来展示温州地域文化的特有魅力，诸如“永嘉学派”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思想关联、南戏经典剧目的当下传承、“瓯江山水诗之路”的建设开发、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永久落户温州等等。同时，大力激发本土文化旅游创意，并将温州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核注入影视、动漫、游戏等时尚文化产品，进而打造一个又一个极具标识度的温州城市IP。

（二）文化共情与传播渠道拓展

提升海外华文报纸、手机报、电台广播等常规渠道的传播成效，发挥华文学校、温州商会、温资企业等传播平台的交际功能，聘请温籍侨领、华裔青少年、华文媒体负责人、在温外国人及海外留学生、高校海归高层次人才等担任温州形象的“海外传播官”和“对外文旅大使”，并以契合国际传播法则和受众接受心理的信息传播方式强化“温州形象”营销。此外，因应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生活常态的现状改变，以多维度传播渠道搭载创意性文化产品，并通过“互联网+”形式实现媒介议题设置、文化共情达成等传播目的，进而借助温州新闻文化信息共享平台向全球提供涉“温”公共外宣信息服务，以切实增强云端文化传播话语权。

（三）传受一体与传播内容生产

置身于新媒体时代，传统的媒介消费内容日渐式微，受众的媒介使用与满足也随之发生迅猛变异，信息的传播者也往往在形象自塑和他塑的过程中变身为信息的接受者。有鉴于此，温州地域文化外宣在内容生产上理应虑及记忆、遗产、场所、身份、创意、改革、发展、生态等要素，吸纳和培养多语种、国际化文创人才，进而以国际标准规范地域创意文化产品和文旅消费展播活动，以降低不同受众的心绪转换成本。在纷纭诡谲的多极化世界，发展谋略备受全球关注。而温州恰恰拥有曾走进央视百家讲坛的第一位浙籍历史文化名人刘伯温，作为大明第一谋臣，其韬略思想对当今世界颇有现实借鉴意义。温州也以生态宜居而著称于世，“温州模式”中隐含的创业热忱和市场意识更是具有今昔互照的深远影响。

四．结语

温州虽地处东南一隅，但蕴含极为绚烂的地域文化。在全球本土化趋势日渐深入的今天，温州理当秉持“全球都市”的定位追求，通过彰显在地特色、激发文化创意、展现空间活力、提升宜居表述、塑造品牌形象等系列手段，来积极创设内含优质文化产业、精致文化产品、清晰规划视野、先进生活方式的都市文化景观，并围绕“公民、行政、社会、经济、观念”五要素来制定和贯彻文化政策。此外，温州在对外宣传地域文化时还需强调自身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引入异质性传播载体的同时通过场所营造、记忆激活、故事讲述、意义挖掘等途径来提升温州民众不同层面的身份认同，进而借助亚运会、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等标识性大事件让温州地域文化在外宣过程中成为一种获得流通的生活方式，也即

社交货币。惟此，作为全球连接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温州方能建设有利于社会融合和文化交流的跨文化城市空间，最终帮助受众拓展文化认知、实现创意赋能、获得身心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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